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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理念融入法律”

2020-03-03 15:53來源: 中國環境報編輯:雪兒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將生物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進行考量,指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保障生物安全提檔升級。那么,我國生物安全立法現狀如何?如何修改完善?中國環境報采訪了廣西玉林師范學院教授彭本利。
  現有法律規范對象只是生物安全的某些方面
  中國環境報: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先后兩次發生大規模疫情,這充分暴露了我國應對與生物安全相關的疫情事件的法律法規不夠完善,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彭本利:首先是有關規定呈現分散性。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規定主要分散在《野生動物保護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漁業法》等中;涉及公共衛生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分散在《傳染病防治法》《動物防疫法》《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國境衛生檢疫法》《食品安全法》等中;涉及應急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分散在《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等中。
  正是因為這些與生物安全相關的法律規范不成體系,使得現有立法往往跟在具體問題后面被動應付,缺少宏觀的整體規劃和事前因應。
  其次是相關規定缺乏有效協同。現有的相關立法各有不同的立法目的和功能定位。像野生動物保護法立法目的未能充分考量從保障公眾生命健康安全的角度保護野生動物,從而無法有效應對病原微生物在動物與人,人與人之間感染的問題。
  傳染病防治法立法目的是“為了預防、控制和消除傳染病的發生與流行,保障人體健康和公共衛生”。雖然這部法明確了保障人體健康,但對傳染病的分類與措施的對應關系設置不夠科學,而且具有末端性,缺乏從生物安全的角度根據傳染性疾病的生物機理采取更為前置的風險防范性措施。
  此外,不同角色的立法之間缺乏必要的連接和交集,現有相關立法確立的不同監管體制,使得部門監管呈現出碎片化特點,權力的邊界和信息的阻隔導致難以開展有效的協同。實踐中也就容易出現醫院、科研機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衛生健康監管部門、地方政府之間的脫節,導致疫情應對行動的滯后從而可能錯過最佳的黃金應對期。
  最后是存在立法漏洞。野生動物保護法所規范的野生動物僅僅是指“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正是由于現行立法的漏洞,使得蝙蝠、獾、鼠類等易傳播病原微生物的高風險野生動物不在立法規范之列,要知道病原微生物的傳播并不存在“偏好”,所有生物都可能被病毒感染。對這些野生動物的獵捕、運輸、交易、人工飼養、利用等行為不能依法進行管制,從而成為傳播、擴散病原微生物的一大隱患。
  中國環境報:對生物安全管理的薄弱環節體現在哪些方面?
  彭本利:我國專門的生物安全管理規定主要是由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以及一些規范性文件組成的。由于這些文件的層級低,導致規范效力有限,而且規范的對象范圍往往是生物安全的某一方面,在食品領域的生物安全管理等方面尤其薄弱。
  注重防范和應對生物風險對人體健康的危害
  中國環境報:如何構建完善的生物安全法律規范體系,將生物安全管理與監督覆蓋到各領域和各階段?
  彭本利:科學立法,構建內在協調統一的生物安全法律規范體系是生物安全良法善治的基礎。近年來,我國已經開始重視并著手生物安全立法方面的工作。2019年10月21日,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
  此次疫情暴發后,我認為,生物安全立法應從構建生物安全法律規范體系角度推進,將生物安全管理與監督覆蓋到生物安全工作的各領域和各階段。
  要以正在制定的生物安全法為基本法,統領生物防疫立法、生物多樣性立法、生物技術安全立法、野生動物保護立法等各專門立法,為各專門立法的制定、修改完善,以及生物安全管理辦法或實施細則的制定提供立法依據。然后再有序地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動物防疫法》《傳染病防治法》,制定專門的生物技術安全條例、生物多樣性條例、生物安全標準和評價辦法等。
  生物安全沒有國界,在重大傳染病風險面前,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需要各國協同采取行動共同應對。生物安全立法中還應對國際生物安全合作做出制度安排,例如生物安全信息的通報和分享機制、生物安全技術的支持與合作機制等。
  中國環境報:如何更加全面地理解生物安全這個概念?
  彭本利:對生物安全的概念應作廣義理解,并將“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融入其中。即生物安全是包括人類、動物、植物、微生物、合成生物等所有生物的安全,以及生物生境的安全、生物技術的安全等。生物安全是維護人類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基礎,從而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實通過法律的手段防止人類、動物、植物、微生物、生態環境免受生物危險物質和生物技術的危害是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以往我們對生物安全法適用范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樣性和生物遺傳資源保護等方面,今后我國進行生物安全立法應拓展其適用的范圍。可喜的是,最新的生物安全法草案已體現了擴大生物安全法適用范圍的趨勢。
  此次新冠狀肺炎疫情給了我們很大警示。除了將重大傳染病防控納入立法的適用范圍以外,還應增加農林畜業及食品生物安全的內容;除了規范人類開發、利用生物資源的生產活動、交易活動和技術活動外,還應就自然的生物風險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問題進行防范和應對。
  中國環境報:生物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彭本利:主要有風險防范原則、全過程控制原則、公眾參與原則等。
  其中,風險防范原則是指為了保障生物安全,在遇有嚴重或不可逆轉損害的威脅時,不得以缺乏科學充分確實的證據為理由,延遲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防控措施。全過程控制原則是指對有害微生物、生物技術和產品從計劃、設計、試驗、生產、運輸、銷售、選種等全過程進行全面而有重點的管理。
  生物安全法的基本制度是生物安全法基本原則的具體體現和落實。貫徹風險防范原則的制度有:生物安全風險評估制度、生物安全風險管理制度等;體現全過程控制原則的制度有:生物技術風險評價制度、生物技術新產品開發審查制度、生物技術開發和生物安全產品生產許可制度、生物安全產品標識制度、生物安全產品越境轉移通報檢查制度及生物安全信息收集、交流和發布制度等。記者李賢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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